给大伙儿赔个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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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4章 给大伙儿赔个不是
今天突然停电了，写了一半发现电脑快没电了。但是字数不够拿全勤发不出来。
因为这个是作者新号，也没有足够的请假条，所以只能用其他粘贴复制的内容来凑全勤了。
生活不易，请大家多多担待。
下一章改好后会给大家发通知，望诸位书友海涵。
但是因为这是小说，也不好随意乱黏贴复制。所以就找了一篇大宋奸臣的说明文章，也让诸位了解一下唐朝独有特色凌烟阁，而大宋却有着《奸臣传。》
两篇加起来内容是七千字啊，我调试过了，订阅只需要四千自我，大概明天下午前就能改回来了。
给各位造成的不便还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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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
一代能臣忠臣清官，蒙冤900年，《宋史?奸臣传》到底有多虚假？
纵观中国封建王朝两千多年宋朝最好出“奸臣”，官修正史《宋史·奸臣传》共有21人，蔡京、郭药师、秦桧、贾似道、韩侂胄、章惇等人全部上榜，但是这些奸臣中有的是“真奸臣”，有的却是“被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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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奸臣”中其他人不论，就说一说这个章惇，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我国历史上最该平反的“奸臣”。
“奸臣”章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第一，这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
公元1057年即嘉佑二年章惇科举高中，列为进士，结果这一榜的状元叫章衡，是章惇的侄子。章惇觉得科举名次在侄子后面是一种耻辱，所以弃榜回家潜心读书，直到两年后再考，又中进士，这一次才心满意足。
第二，这是一个有勇有谋的人
章惇和苏轼是同榜进士，处得来，关系铁，多次结伴出游。有一次两人踏青游山喝多了酒，听说附近有老虎出没便去找老虎。没想到还真凑巧遇上了，当时离老虎十几米，两人的马受惊不敢上前。苏轼说马都怕了我们还来干嘛，于是掉头离去。可是章惇却独自催马上前，用铜沙锣在石上敲响，把老虎吓跑。
第三，这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保守派苏轼遭贬谪，而变法派章惇出将入相，高居参知政事，平步青云。这一时期，因为“乌台诗案”的影响苏轼地位一降千里，人人都不敢在与他来往，唯独章惇不畏闲言冷语，不仅给苏轼写信抚慰，还经常帮助苏轼，给予银钱资助，甚至为了苏轼这个朋友敢当朝直怼宰相王珪，骂他没有主见，听信舒亶谗言，十分刚直。
第四，这是一个刚正不阿、心有操守的人
宋神宗病逝，宋哲宗继位，掌握实权的太皇太后废除变法，起用保守派，变法派的一些人为了自保更改政见重新战队，而章惇不改初衷，仍在朝堂上与保守派据理力争，指责宰相司马光任用亲信，官德不显，就免役法当不当废的问题与司马光展开辩论，为此被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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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这是一个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人
宋哲宗元佑时期变法派失势遭到清洗，苏轼被起用为九卿，位高权重，而章惇被贬谪汝州，家中87岁的老夫无人照看最终去世。这一时期，苏轼的弟弟苏辙上《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攻击章惇，而苏轼没有援手，只是写信劝章惇就此归隐。没想到的是风水轮流转，宋哲宗元符时期章惇起复任相，达到个人仕途的最高峰，而苏轼被谪岭南。这一时期，章惇能救苏轼，但他没有，因为就在几年前苏轼兄弟同样指摘自己，见死不救。
第六，这是一个政治才干十分突出的人
宋神宗熙宁五年，章惇被任命为荆湖北路察访使经制梅山蛮夷，章惇制定了“刚柔并济”的政策，使得当地蛮夷相继归服。后来，章惇被贬湖州时，荆南叛乱，有伤在身的章惇力挽狂澜轻易镇压了叛乱。此后，尽职尽责的章惇成为北宋的“计相”，在三司使任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增设会计司，将人口、税赋等账本做得清清楚楚。
第七，这是一个“不知好歹”净说大实话的人
宋哲宗去世，向太后事先选定了端王赵佶为皇位继承人，却又假意征求百官的意见。这时身为宰执的章惇直言“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甚至在其他大臣揣摩上意只知附和的时候，章惇仍不管不顾，一再力争。要知道这时候他已经不是一个官场愣头青，而是一个执掌朝政多年、政治经验老辣的66岁老臣，只是他知道轻佻的赵佶不合适当皇帝，为国为民都要力争，可惜没能成功，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致使北宋沦亡。
我们从章惇一生的行迹来看，不难看出他不仅不是小人，而且还是一个无私无畏、坚持立场、忠于职守的能臣。
宋朝最冤的奸臣，因支持王安石变法，帮宋皇室背了900多年的黑锅
为什么官修正史《宋史》中会存在《奸臣传》？
尽管官修正史把章惇诋毁成一个奸臣，但在历史事件的叙事中只要我们认真去思考，就会发现他无愧为一个能臣、忠臣、清官。
比如保守派上台司马光等人提议向西夏割地求和时，章惇愤怒得要手撕司马光，此后起复更是强势的断绝给西夏的岁赐，发起收复失地运动，试问他是奸臣，有这么不卖国的奸臣吗？
比如在计相任上，章惇从不以官爵授私亲，四个儿子全都在官场底层摸爬滚打，难道奸臣不是最喜欢滥用职权、安插亲信吗？
再比如章惇死后家徒四壁，没有钱下葬，所以连尸体的手指都被老鼠啃掉一个，试问如果他是贪污受贿的奸臣会这么穷吗？
作为《宋史·奸臣传》上留名的奸臣，章惇不谄媚、不徇私、不卖国、不贪污、不求权、不结党，那他到底图的什么？难道一个奸臣图的是竟是一切忠臣、正臣、能臣该干的事儿？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断定章惇是奸臣的指控根本就不成立。而他之所以被列入《奸臣传》只是因为他跟蔡确、吕惠卿这些人一样，都是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继承者。
那为什么王安石变法会被打成“黑”？
因为靖康之耻后，赵宋皇室需要一块遮羞布！南宋高宗赵构为了替父兄开脱罪责，为了维护赵宋皇室的脸面，为了给汉人臣民一个交代，将北宋沦亡的黑锅踢给了蔡京，又从蔡京上推到王安石变法，于是一群变法图强的“误国奸臣”新鲜出炉，替赵宋皇室承担了千年骂名。
这样一来，皇帝就没有错，错的是底下的奸臣，所谓的“奸臣”事实上只是赵宋皇室昏君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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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惠卿：我是如何将自己送进《奸臣传》的？
1
整个中国史，翻过来覆过去，好像每朝每代都有“法”可“变”。
春秋战国几百年，熙熙攘攘，吵吵闹闹，无非还是管仲、吴起、乐毅、商鞅几个人在那扎台子，台子扎好了，才轮到儒道法墨那些文人们上台唱几句。唱好了，皆大欢喜；唱不好，大兵们撸袖子、抡刀子砍人。
那时候的人不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是他们懂“经济基础决定枪杆子数量”！所以，谁家的台子扎得越稳、扎得越硬，谁家的枪杆子就越多、砍人就越狠，最后地盘子就越大……
历史的大车轰隆隆开到了大宋朝，这回轮到了王安石扎台子。
早些年的时候，王安石比较狂，满朝文武没几个能看上的，说话也就放得开，比如那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一副dS得志、睥睨群雄的样子。
这就让有些人不舒服，明里暗里没少造王安石的谣，说他脸黑是因为不洗脸，说他龌蹉不洗澡，凡此种种。文人相轻嘛，读书人就这点不好，不能看人比自己手艺好。为这，王安石确实也老实了好一阵儿。
后来，王安石好不容易混到了皇帝身边，说话好像有那么点分量了，就又开始飘飘然了，有空就写大作文给皇帝上课。有一年，写了一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煌煌万言，总结为两个字——“变法”。
仁宗皇帝在庙堂上摸爬滚打几十年，对帝国情况的了解难道还比不上个小年轻？
想当年，仁宗年轻的时候也没少折腾。后来，还用范仲淹、富弼等人搞了几年的“庆历新政”。只是没想到，这“庆历新政”命这么短，被几张废纸给葬送了。
过了这么久，仁宗皇帝渐渐也弄明白了，“庆历新政”之所以失败，不是“政”不行，是那几个人不行。范仲淹、富弼、韩琦这几个人有文化没手段，有思想没套路，怎么可能斗得过那些保守派的官场老油条？王安石也是科举上来的，写写文章抒发下感情还行，真要说手段和套路，能比前面几位强哪去？
所以，看到王安石要求变法的奏折，仁宗皇帝连想都没想，就把奏折留中了。意思再明显不过了，他是要给王安石说，年轻人还得再沉淀沉淀，步子不能跨太大，小心劈叉！
宋仁宗崩后，王安石又在英宗朝跌了几个跟头，才逐渐弄清了状况：“变法”这事儿还真不是中书发文下边执行那么简单，关键时刻还是得靠“手腕子”！
所以，那天，第一次见到年轻的新帝神宗赵顼，赵顼问他治国要靠什么的时候，王安石不假思索地回答“治国靠的是手段和套路”！
帝问为治所先，对曰：“择术为先。“
后来，赵顼又问，如果让你主持变法，你认为最先应该从哪地方开始变啊？
王安石冷冷一笑，这还用说吗？当然是要换思路，立规矩了，套路不套路他们先不说，首先不能让下边人把咱给套路了。
曰：“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
赵顼听完，双手一拍大腿，艹，真tm对！
于是，变法这事儿就这么成了！
2
变法刚开始那会儿，王安石自己心里也没底。
用《宋史》里评价王安石的话说“知经术，不晓世务”，意思是手段套路都有，但是理论应用到实践的能力不够，耍出来不好看！
要想变法，靠自己这点手艺肯定不行。于是，王安石就想着找几个套路界的高手跟自己配合一下。掂量来，掂量去，王安石想到了五个人：
第一个，枢密院一把手枢密使陈升之。陈升之是景佑年的进士，资格老，官职高，拉他入伙无论在气势上还是在效果上都可对保守派以震慑。最主要的，陈升之支持自己变法。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负责变法的顶层设计，王安石和陈升之两人共管。
第二个，泉州人吕惠卿。王安石之所以选择吕惠卿，主要是因为他的想法和思路跟自己比较接近，“意多合，遂定交”。
第三个，曾布。“唐宋八大家”曾巩的弟弟。此人十三失怙，跟着兄长曾巩长大、学习，后来居然和曾巩同科中第，其才能可见一斑。
第四个，章惇。史载，章惇“性豪俊，博学善文”。那年高考，章惇的侄子章横与他同科中出，且是殿试状元。章惇屈居侄下，以之为耻，“委敕而出”，拒不服从分配回家了！后年再考，章惇果然又中甲科。对于章惇的才能，王安石很是欣赏，很快升其为三司使。
第五个，苏辙。苏轼的弟弟。苏辙文采不如其兄苏轼，但是做官的能力却比兄长强多了，再加上“三苏”名声在外，王安石也引之入瓮。
这五个人里面，陈升之资历最老，官职最高，不甘久居人下，所以经常与王安石争权。后来，王安石找了个机会才把陈升之赶走，用好友韩绛替代了他的使相位置。
吕惠卿、曾布、章惇和苏辙是嘉佑二年的同科进士，那一年的主考官就是文学大咖欧阳修，所以，照旧制这四人其实还是同学。
陈升之本就是重臣，跟王安石貌合神离。王安石能依赖的其实只有这四人了。
在这四人里面，王安石最喜欢的还是吕惠卿，因为他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王安石在给神宗引荐吕惠卿的时候，曾评价他说“惠卿之贤，岂特今人，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
意思是，吕惠卿的才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古代先王那些套路手段他都门清，不用他，用谁？可见王安石对吕惠卿的评价之高！
可惜，王安石不知道的是吕惠卿的这些套路和手段不仅用在了变法上，还用在了自己身上。
3
王安石对吕惠卿火箭般的逾次提拔引来了很多人的不满。
第一个发表意见的就是好友司马光。
司马光这个人有思想有内涵，但是没手段，说话直来直去。
他不喜欢吕惠卿，就直愣愣给神宗皇帝上奏说：“吕惠卿是个小人，现在王安石被天下人诟骂，都是因为他。群臣对他越级提拔，都很有意见！”
神宗赵顼知道，司马光是王安石的好友，吕惠卿是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干将，两边得罪谁都不好，于是就嘻嘻哈哈和稀泥：“吕惠卿回答朕的问题，思路还挺清晰明白的！看着还不错，可能是个好料子！咱们再观察一阵子？”
皇帝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司马光也不能太坚持，只好作罢。
皇帝那里说不通，司马光就开始给王安石写信。他相信，凭自己跟王安石几十年交情，王安石会好好考虑一下自己意见的，何况这也是为他好！
他给王安石写道：“吕惠卿是个谄媚阿谀之人，现在你身居高位，他拍你马屁，哪天你不在位上了，他肯定把你给卖了！”
史载“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
从后来事件的发展来看，司马光的眼光还是挺准的。可惜此时正处于变法最困难的时候，吕惠卿作为王安石的左膀右臂，“事无大小必谋之，凡所建请章奏皆其笔”。换句话说，只有他能把王安石的变法思想落实到纸面上，变成了一条条法律条文得以实施。所以，王安石对其依之甚重，对司马光的建议则没怎么理睬。
司马光一看王安石不理自己，就又写了一封信，骂吕惠卿的同时还顺带把王安石的新政给批评了一下。这令王安石更不高兴了，忍无可忍回信把司马光给驳斥了一番。
如此反复再三，本来只是针对吕惠卿的话题一下子转移到讨论新政正确与否上面来了。
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人也因此闹得极不愉快，甚至不顾多年朋友之情，相互攻讦——友谊的小船就这样彻底翻了！
王安石自己一心想着变法富国，甚至为了吕惠卿不惜得罪好友司马光，而吕惠卿却不这么想，他想的是靠变法往上爬。他不仅要同修起居注、进知制诰、判国子监，他还要取王安石而代之。
接下来，他要做的只是把自己的竞争对手们排挤出圈就行了！
4
变法的第一年，王安石就推出了《富国法六条》和《强兵法二条》，立即收到了成效，国库创收不少。
于是，王安石就和吕惠卿商量着尽快颁布最重要的《青苗法》。
《青苗法》的主要内容是：官方作为债权人将谷物或钱粮以百分之二十的利率借贷给农户，农户不必再去向高利贷及富户借贷。
这个政策要是得以施行，哪怕全国只有十分之一的农户借贷，这创收也十分可观。
于是，王安石就把吕惠卿、曾布、苏辙几个叫来开会，一起议议。
说是讨论，其实在王安石心里，这种会没啥实际意义，就是走个形式。目的只有一个——别以后被人家抓住把柄，说自己一言堂就行。
会议如期进行。按照规则，大家轮流发表看法。
第一个发言的是吕惠卿。吕惠卿举双手赞成，曰“极端怂恿之”。对吕惠卿的这个态度，王安石很满意，不住地点头。
下一个是曾布。曾布为人机敏，《青苗法》他也没少出力，曰“与吕惠卿共创青苗”。所以，他也没啥意见。
……
最后，才轮到官最小的苏辙说话。苏辙耷拉着眼皮，双手一摊，正色道：“我不是不同意青苗法，我担心救民不成，到时候反而病民呢！”
王安石一听就老大不高兴，乖乖，别看这小子平时不说话，关键时刻净出来捣乱，让你说是看得起你，差不多就行了，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可考虑着毕竟是公开会议，也不好发作，只好将就一下，于是对苏辙道，那你说说看吧！
苏辙这才说道：“来贷款的农户大多有黑历史，要么经营不善、要么懒惰成性，贷款给他们，到时候能还上才怪！懂生产，会经营的农户谁去贷款啊！”
王安石一想，这小子说的也有道理，如果强推此法，到时候引来麻烦自己怕兜不住。于是打哈哈道，算了，算了，这事儿就先搁下，回头我们再研究研究。曰“数旬不谈此法”。
过了没多久，就有地方官上奏说：
地方农民播种，没有本钱，不得不向富户借高利贷。如果政府能出面以国库库银贷款，既可以缓解农民压力，也可以创收。
王安石看到奏折，一拍大腿，冲着旁边的吕惠卿说，这不就是《青苗法》嘛！看来民间还是有需要的，谁说不可以颁行的？
吕惠卿狡黠一笑，心里暗暗高兴，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他伸手给王安石递了杯水，附和道，就是，就是，《青苗法》可以造福百姓，提出异议那人肯定是没安好心，想阻挠丞相变法，咱得治治他！
曰“惠卿进谗安石，谓辙有意阻挠”。
听了吕惠卿的话，王安石越想越生气，第二天就把苏辙赶到地方任职去了！
5
小试牛刀，就轻松赶走了名闻天下的大才子苏辙。接下来，吕惠卿把目光放在了曾布身上。
曾布不同于只会诹诗弄文的苏辙，这可是个实干家。
想当年，只是开封府推官的曾布给刚继位的神宗皇帝上书言政，提出“二本八要”之说，名噪一时。为此，神宗皇帝亲自召见，“创建合意”，三天内被五次提拔，创大宋政坛提拔晋升速度之最，轰动庙堂内外。
新法施行以后，舆论汹汹，矛头直指王安石。由于反对派人数众多，神宗一时也拿不定主意，甚至对新法也产生了怀疑。
千钧一发之际，曾布挺身而出，冒天下之大不韪，上书亢言，直指反对派“窥伺间隙，巧言丑诋，哗众罔上”。
他还对皇帝说：
推赤心以待遇君子而厉其气，奋威断以屏斥小人而消其萌，使四方晓然皆知主不可抗，法不可侮，则何为而不可，何欲而不成哉？
这里面的君子就是王安石。他要告诫皇帝，要干事就得一竿子戳到底，别朝令夕改。这篇奏疏不仅文采斐然、说理透彻，而且直指人心发人深馈，尤其这句“主不可抗，法不可侮”，读来令人精神振奋热血沸腾，一下子坚定了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的决心。
后来，前任宰相韩琦也曾上书论新法之害，又是曾布抽丝剥茧逐条驳斥，使神宗对新法“持之愈固”。
最主要的是，不同于苏轼苏辙兄弟，曾布不仅作文了得，经世致用的才能也世所罕见，最起码不在吕惠卿之下，“新法”中的青苗、助役、保甲、农田等法都是曾布和吕惠卿一同创建的。
如果说吕惠卿是王安石智囊，那曾布就是王安石的战将。
吕惠卿要想搞倒曾布，可不是那么容易！
熙宁七年，天下大旱，神宗皇帝下诏求直言，言过不咎。
此时，新法已经执行近六年，各种矛盾层出不穷，其中“市易法”判官吕嘉问为获政绩，擅加重税盘剥百姓。曾布为此事上章力争，要求皇帝依法惩治滥用新法的行为。
其实，曾布这么做并没有否定新法。后来曾布在哲宗朝担任宰相的所作所为也能看出来，他始终是坚持新法的。相反，曾布之所以要求严惩吕嘉问，恰恰是为了使新法得以更长久实施和执行。
但，神宗皇帝此时正在兴头上，以为自己的新政真的使国富兵强了，猛地被曾布浇了一盆凉水，心里很不爽，于是就将曾布提出的问题交到下边讨论。
结果，舆论哗然。
保守派们可抓住了把柄，不停给皇帝上章，您看看，不是以前俺们说新法有问题了吧，连王安石自己的得力干将都说不行了！
于是，吕惠卿故技重施，污指曾布是叛徒，否定新法，日夜向王安石进谗。
最终，“安石怒”，“布遂去位”——曾布也被赶走了！
6
曾布被贬后不久，保守派的反扑更盛。
太皇太后曹太后、皇太后高太后强烈反对新法，联合旧贵勋亲、王公贵胄极言新法误国，要求神宗请罢新法。
司马光、苏轼、韩维、范纯仁，还有前期被退群的苏辙等人也没闲着，只要有机会发表意见，就对新法百般刁难。他们人多，又善于写作文，很快就把那句“去安石，享太平”搞得深入人心了。
那时候，就连南边的那个小国安南造反也打出了“青苗误宋，解黎庶倒悬”的口号。
这就让神宗赵顼有点为难了，要想新法继续推行，必须撤掉王安石，以缓和与保守派的矛盾；可是换掉王安石谁能有本事接替他呢？
商量来商量去，还是王安石自己想了个招儿，贬王安石于江宁，提拔好友韩绛、学生吕惠卿为宰相。
吕惠卿就这样踩着“变法”的梯子，仅用了六年时间，从一个基层小吏一跃成为大宋帝国的宰相了。
吕惠卿上台以后，为了自己的位置坐得更稳，第一件事就是命人诋毁当年的战友、竞争对手曾布，把曾布发配到更远的地方去了。
其实，此时吕惠卿最忌惮的还是王安石——万一哪天王安石复相，自己数年的心血不就白费了？
于是，吕惠卿首先利用审判保守派干将郑侠案，将郑侠的好友、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贬官，放归田里。
接下来，他又对王安石的好友李士宁开刀，说王安石与李士宁早年对神庙不满，要置王安石于死地！最令人发指的是，吕惠卿竟然公开晒出了自己与老师王安石之间的私人信函，用以佐证，一时舆论哗然。如果没有意外，吕惠卿这波操作下来，王安石不死也得被流放……
好在吕惠卿的这些手段，都被另一名宰相韩绛看在眼里。
但是，“绛不能制”，韩绛的手段和套路根本就治不住吕惠卿。于是，他一面拖住吕惠卿，一面暗中乞求神宗皇帝召王安石回朝，同时派人南下江宁将吕惠卿的操作通知他。
接到皇帝诏书之后，急不可耐的王安石马不停蹄，连夜急行，七日就从江宁回到了开封，赶在吕惠卿下手之前重新执掌政院。
不久，吕惠卿即被出知陈州。
后来，无论好友章惇为相，还是战友曾布为相，“咸畏恶其人”——人品太差，“不敢引入朝”。终其一生，吕惠卿都再未能回京任职，死后列入《宋史奸臣一》。
第254章 给大伙儿赔个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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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能臣忠臣清官，蒙冤900年，《宋史?奸臣传》到底有多虚假？
纵观中国封建王朝两千多年宋朝最好出“奸臣”，官修正史《宋史·奸臣传》共有21人，蔡京、郭药师、秦桧、贾似道、韩侂胄、章惇等人全部上榜，但是这些奸臣中有的是“真奸臣”，有的却是“被奸臣”！
图片
在这些“奸臣”中其他人不论，就说一说这个章惇，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我国历史上最该平反的“奸臣”。
“奸臣”章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第一，这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
公元1057年即嘉佑二年章惇科举高中，列为进士，结果这一榜的状元叫章衡，是章惇的侄子。章惇觉得科举名次在侄子后面是一种耻辱，所以弃榜回家潜心读书，直到两年后再考，又中进士，这一次才心满意足。
第二，这是一个有勇有谋的人
章惇和苏轼是同榜进士，处得来，关系铁，多次结伴出游。有一次两人踏青游山喝多了酒，听说附近有老虎出没便去找老虎。没想到还真凑巧遇上了，当时离老虎十几米，两人的马受惊不敢上前。苏轼说马都怕了我们还来干嘛，于是掉头离去。可是章惇却独自催马上前，用铜沙锣在石上敲响，把老虎吓跑。
第三，这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保守派苏轼遭贬谪，而变法派章惇出将入相，高居参知政事，平步青云。这一时期，因为“乌台诗案”的影响苏轼地位一降千里，人人都不敢在与他来往，唯独章惇不畏闲言冷语，不仅给苏轼写信抚慰，还经常帮助苏轼，给予银钱资助，甚至为了苏轼这个朋友敢当朝直怼宰相王珪，骂他没有主见，听信舒亶谗言，十分刚直。
第四，这是一个刚正不阿、心有操守的人
宋神宗病逝，宋哲宗继位，掌握实权的太皇太后废除变法，起用保守派，变法派的一些人为了自保更改政见重新战队，而章惇不改初衷，仍在朝堂上与保守派据理力争，指责宰相司马光任用亲信，官德不显，就免役法当不当废的问题与司马光展开辩论，为此被贬。
图片
第五，这是一个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人
宋哲宗元佑时期变法派失势遭到清洗，苏轼被起用为九卿，位高权重，而章惇被贬谪汝州，家中87岁的老夫无人照看最终去世。这一时期，苏轼的弟弟苏辙上《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攻击章惇，而苏轼没有援手，只是写信劝章惇就此归隐。没想到的是风水轮流转，宋哲宗元符时期章惇起复任相，达到个人仕途的最高峰，而苏轼被谪岭南。这一时期，章惇能救苏轼，但他没有，因为就在几年前苏轼兄弟同样指摘自己，见死不救。
第六，这是一个政治才干十分突出的人
宋神宗熙宁五年，章惇被任命为荆湖北路察访使经制梅山蛮夷，章惇制定了“刚柔并济”的政策，使得当地蛮夷相继归服。后来，章惇被贬湖州时，荆南叛乱，有伤在身的章惇力挽狂澜轻易镇压了叛乱。此后，尽职尽责的章惇成为北宋的“计相”，在三司使任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增设会计司，将人口、税赋等账本做得清清楚楚。
第七，这是一个“不知好歹”净说大实话的人
宋哲宗去世，向太后事先选定了端王赵佶为皇位继承人，却又假意征求百官的意见。这时身为宰执的章惇直言“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甚至在其他大臣揣摩上意只知附和的时候，章惇仍不管不顾，一再力争。要知道这时候他已经不是一个官场愣头青，而是一个执掌朝政多年、政治经验老辣的66岁老臣，只是他知道轻佻的赵佶不合适当皇帝，为国为民都要力争，可惜没能成功，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致使北宋沦亡。
我们从章惇一生的行迹来看，不难看出他不仅不是小人，而且还是一个无私无畏、坚持立场、忠于职守的能臣。
宋朝最冤的奸臣，因支持王安石变法，帮宋皇室背了900多年的黑锅
为什么官修正史《宋史》中会存在《奸臣传》？
尽管官修正史把章惇诋毁成一个奸臣，但在历史事件的叙事中只要我们认真去思考，就会发现他无愧为一个能臣、忠臣、清官。
比如保守派上台司马光等人提议向西夏割地求和时，章惇愤怒得要手撕司马光，此后起复更是强势的断绝给西夏的岁赐，发起收复失地运动，试问他是奸臣，有这么不卖国的奸臣吗？
比如在计相任上，章惇从不以官爵授私亲，四个儿子全都在官场底层摸爬滚打，难道奸臣不是最喜欢滥用职权、安插亲信吗？
再比如章惇死后家徒四壁，没有钱下葬，所以连尸体的手指都被老鼠啃掉一个，试问如果他是贪污受贿的奸臣会这么穷吗？
作为《宋史·奸臣传》上留名的奸臣，章惇不谄媚、不徇私、不卖国、不贪污、不求权、不结党，那他到底图的什么？难道一个奸臣图的是竟是一切忠臣、正臣、能臣该干的事儿？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断定章惇是奸臣的指控根本就不成立。而他之所以被列入《奸臣传》只是因为他跟蔡确、吕惠卿这些人一样，都是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继承者。
那为什么王安石变法会被打成“黑”？
因为靖康之耻后，赵宋皇室需要一块遮羞布！南宋高宗赵构为了替父兄开脱罪责，为了维护赵宋皇室的脸面，为了给汉人臣民一个交代，将北宋沦亡的黑锅踢给了蔡京，又从蔡京上推到王安石变法，于是一群变法图强的“误国奸臣”新鲜出炉，替赵宋皇室承担了千年骂名。
这样一来，皇帝就没有错，错的是底下的奸臣，所谓的“奸臣”事实上只是赵宋皇室昏君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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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惠卿：我是如何将自己送进《奸臣传》的？
1
整个中国史，翻过来覆过去，好像每朝每代都有“法”可“变”。
春秋战国几百年，熙熙攘攘，吵吵闹闹，无非还是管仲、吴起、乐毅、商鞅几个人在那扎台子，台子扎好了，才轮到儒道法墨那些文人们上台唱几句。唱好了，皆大欢喜；唱不好，大兵们撸袖子、抡刀子砍人。
那时候的人不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是他们懂“经济基础决定枪杆子数量”！所以，谁家的台子扎得越稳、扎得越硬，谁家的枪杆子就越多、砍人就越狠，最后地盘子就越大……
历史的大车轰隆隆开到了大宋朝，这回轮到了王安石扎台子。
早些年的时候，王安石比较狂，满朝文武没几个能看上的，说话也就放得开，比如那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一副dS得志、睥睨群雄的样子。
这就让有些人不舒服，明里暗里没少造王安石的谣，说他脸黑是因为不洗脸，说他龌蹉不洗澡，凡此种种。文人相轻嘛，读书人就这点不好，不能看人比自己手艺好。为这，王安石确实也老实了好一阵儿。
后来，王安石好不容易混到了皇帝身边，说话好像有那么点分量了，就又开始飘飘然了，有空就写大作文给皇帝上课。有一年，写了一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煌煌万言，总结为两个字——“变法”。
仁宗皇帝在庙堂上摸爬滚打几十年，对帝国情况的了解难道还比不上个小年轻？
想当年，仁宗年轻的时候也没少折腾。后来，还用范仲淹、富弼等人搞了几年的“庆历新政”。只是没想到，这“庆历新政”命这么短，被几张废纸给葬送了。
过了这么久，仁宗皇帝渐渐也弄明白了，“庆历新政”之所以失败，不是“政”不行，是那几个人不行。范仲淹、富弼、韩琦这几个人有文化没手段，有思想没套路，怎么可能斗得过那些保守派的官场老油条？王安石也是科举上来的，写写文章抒发下感情还行，真要说手段和套路，能比前面几位强哪去？
所以，看到王安石要求变法的奏折，仁宗皇帝连想都没想，就把奏折留中了。意思再明显不过了，他是要给王安石说，年轻人还得再沉淀沉淀，步子不能跨太大，小心劈叉！
宋仁宗崩后，王安石又在英宗朝跌了几个跟头，才逐渐弄清了状况：“变法”这事儿还真不是中书发文下边执行那么简单，关键时刻还是得靠“手腕子”！
所以，那天，第一次见到年轻的新帝神宗赵顼，赵顼问他治国要靠什么的时候，王安石不假思索地回答“治国靠的是手段和套路”！
帝问为治所先，对曰：“择术为先。“
后来，赵顼又问，如果让你主持变法，你认为最先应该从哪地方开始变啊？
王安石冷冷一笑，这还用说吗？当然是要换思路，立规矩了，套路不套路他们先不说，首先不能让下边人把咱给套路了。
曰：“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
赵顼听完，双手一拍大腿，艹，真tm对！
于是，变法这事儿就这么成了！
2
变法刚开始那会儿，王安石自己心里也没底。
用《宋史》里评价王安石的话说“知经术，不晓世务”，意思是手段套路都有，但是理论应用到实践的能力不够，耍出来不好看！
要想变法，靠自己这点手艺肯定不行。于是，王安石就想着找几个套路界的高手跟自己配合一下。掂量来，掂量去，王安石想到了五个人：
第一个，枢密院一把手枢密使陈升之。陈升之是景佑年的进士，资格老，官职高，拉他入伙无论在气势上还是在效果上都可对保守派以震慑。最主要的，陈升之支持自己变法。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负责变法的顶层设计，王安石和陈升之两人共管。
第二个，泉州人吕惠卿。王安石之所以选择吕惠卿，主要是因为他的想法和思路跟自己比较接近，“意多合，遂定交”。
第三个，曾布。“唐宋八大家”曾巩的弟弟。此人十三失怙，跟着兄长曾巩长大、学习，后来居然和曾巩同科中第，其才能可见一斑。
第四个，章惇。史载，章惇“性豪俊，博学善文”。那年高考，章惇的侄子章横与他同科中出，且是殿试状元。章惇屈居侄下，以之为耻，“委敕而出”，拒不服从分配回家了！后年再考，章惇果然又中甲科。对于章惇的才能，王安石很是欣赏，很快升其为三司使。
第五个，苏辙。苏轼的弟弟。苏辙文采不如其兄苏轼，但是做官的能力却比兄长强多了，再加上“三苏”名声在外，王安石也引之入瓮。
这五个人里面，陈升之资历最老，官职最高，不甘久居人下，所以经常与王安石争权。后来，王安石找了个机会才把陈升之赶走，用好友韩绛替代了他的使相位置。
吕惠卿、曾布、章惇和苏辙是嘉佑二年的同科进士，那一年的主考官就是文学大咖欧阳修，所以，照旧制这四人其实还是同学。
陈升之本就是重臣，跟王安石貌合神离。王安石能依赖的其实只有这四人了。
在这四人里面，王安石最喜欢的还是吕惠卿，因为他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王安石在给神宗引荐吕惠卿的时候，曾评价他说“惠卿之贤，岂特今人，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
意思是，吕惠卿的才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古代先王那些套路手段他都门清，不用他，用谁？可见王安石对吕惠卿的评价之高！
可惜，王安石不知道的是吕惠卿的这些套路和手段不仅用在了变法上，还用在了自己身上。
3
王安石对吕惠卿火箭般的逾次提拔引来了很多人的不满。
第一个发表意见的就是好友司马光。
司马光这个人有思想有内涵，但是没手段，说话直来直去。
他不喜欢吕惠卿，就直愣愣给神宗皇帝上奏说：“吕惠卿是个小人，现在王安石被天下人诟骂，都是因为他。群臣对他越级提拔，都很有意见！”
神宗赵顼知道，司马光是王安石的好友，吕惠卿是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干将，两边得罪谁都不好，于是就嘻嘻哈哈和稀泥：“吕惠卿回答朕的问题，思路还挺清晰明白的！看着还不错，可能是个好料子！咱们再观察一阵子？”
皇帝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司马光也不能太坚持，只好作罢。
皇帝那里说不通，司马光就开始给王安石写信。他相信，凭自己跟王安石几十年交情，王安石会好好考虑一下自己意见的，何况这也是为他好！
他给王安石写道：“吕惠卿是个谄媚阿谀之人，现在你身居高位，他拍你马屁，哪天你不在位上了，他肯定把你给卖了！”
史载“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
从后来事件的发展来看，司马光的眼光还是挺准的。可惜此时正处于变法最困难的时候，吕惠卿作为王安石的左膀右臂，“事无大小必谋之，凡所建请章奏皆其笔”。换句话说，只有他能把王安石的变法思想落实到纸面上，变成了一条条法律条文得以实施。所以，王安石对其依之甚重，对司马光的建议则没怎么理睬。
司马光一看王安石不理自己，就又写了一封信，骂吕惠卿的同时还顺带把王安石的新政给批评了一下。这令王安石更不高兴了，忍无可忍回信把司马光给驳斥了一番。
如此反复再三，本来只是针对吕惠卿的话题一下子转移到讨论新政正确与否上面来了。
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人也因此闹得极不愉快，甚至不顾多年朋友之情，相互攻讦——友谊的小船就这样彻底翻了！
王安石自己一心想着变法富国，甚至为了吕惠卿不惜得罪好友司马光，而吕惠卿却不这么想，他想的是靠变法往上爬。他不仅要同修起居注、进知制诰、判国子监，他还要取王安石而代之。
接下来，他要做的只是把自己的竞争对手们排挤出圈就行了！
4
变法的第一年，王安石就推出了《富国法六条》和《强兵法二条》，立即收到了成效，国库创收不少。
于是，王安石就和吕惠卿商量着尽快颁布最重要的《青苗法》。
《青苗法》的主要内容是：官方作为债权人将谷物或钱粮以百分之二十的利率借贷给农户，农户不必再去向高利贷及富户借贷。
这个政策要是得以施行，哪怕全国只有十分之一的农户借贷，这创收也十分可观。
于是，王安石就把吕惠卿、曾布、苏辙几个叫来开会，一起议议。
说是讨论，其实在王安石心里，这种会没啥实际意义，就是走个形式。目的只有一个——别以后被人家抓住把柄，说自己一言堂就行。
会议如期进行。按照规则，大家轮流发表看法。
第一个发言的是吕惠卿。吕惠卿举双手赞成，曰“极端怂恿之”。对吕惠卿的这个态度，王安石很满意，不住地点头。
下一个是曾布。曾布为人机敏，《青苗法》他也没少出力，曰“与吕惠卿共创青苗”。所以，他也没啥意见。
……
最后，才轮到官最小的苏辙说话。苏辙耷拉着眼皮，双手一摊，正色道：“我不是不同意青苗法，我担心救民不成，到时候反而病民呢！”
王安石一听就老大不高兴，乖乖，别看这小子平时不说话，关键时刻净出来捣乱，让你说是看得起你，差不多就行了，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可考虑着毕竟是公开会议，也不好发作，只好将就一下，于是对苏辙道，那你说说看吧！
苏辙这才说道：“来贷款的农户大多有黑历史，要么经营不善、要么懒惰成性，贷款给他们，到时候能还上才怪！懂生产，会经营的农户谁去贷款啊！”
王安石一想，这小子说的也有道理，如果强推此法，到时候引来麻烦自己怕兜不住。于是打哈哈道，算了，算了，这事儿就先搁下，回头我们再研究研究。曰“数旬不谈此法”。
过了没多久，就有地方官上奏说：
地方农民播种，没有本钱，不得不向富户借高利贷。如果政府能出面以国库库银贷款，既可以缓解农民压力，也可以创收。
王安石看到奏折，一拍大腿，冲着旁边的吕惠卿说，这不就是《青苗法》嘛！看来民间还是有需要的，谁说不可以颁行的？
吕惠卿狡黠一笑，心里暗暗高兴，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他伸手给王安石递了杯水，附和道，就是，就是，《青苗法》可以造福百姓，提出异议那人肯定是没安好心，想阻挠丞相变法，咱得治治他！
曰“惠卿进谗安石，谓辙有意阻挠”。
听了吕惠卿的话，王安石越想越生气，第二天就把苏辙赶到地方任职去了！
5
小试牛刀，就轻松赶走了名闻天下的大才子苏辙。接下来，吕惠卿把目光放在了曾布身上。
曾布不同于只会诹诗弄文的苏辙，这可是个实干家。
想当年，只是开封府推官的曾布给刚继位的神宗皇帝上书言政，提出“二本八要”之说，名噪一时。为此，神宗皇帝亲自召见，“创建合意”，三天内被五次提拔，创大宋政坛提拔晋升速度之最，轰动庙堂内外。
新法施行以后，舆论汹汹，矛头直指王安石。由于反对派人数众多，神宗一时也拿不定主意，甚至对新法也产生了怀疑。
千钧一发之际，曾布挺身而出，冒天下之大不韪，上书亢言，直指反对派“窥伺间隙，巧言丑诋，哗众罔上”。
他还对皇帝说：
推赤心以待遇君子而厉其气，奋威断以屏斥小人而消其萌，使四方晓然皆知主不可抗，法不可侮，则何为而不可，何欲而不成哉？
这里面的君子就是王安石。他要告诫皇帝，要干事就得一竿子戳到底，别朝令夕改。这篇奏疏不仅文采斐然、说理透彻，而且直指人心发人深馈，尤其这句“主不可抗，法不可侮”，读来令人精神振奋热血沸腾，一下子坚定了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的决心。
后来，前任宰相韩琦也曾上书论新法之害，又是曾布抽丝剥茧逐条驳斥，使神宗对新法“持之愈固”。
最主要的是，不同于苏轼苏辙兄弟，曾布不仅作文了得，经世致用的才能也世所罕见，最起码不在吕惠卿之下，“新法”中的青苗、助役、保甲、农田等法都是曾布和吕惠卿一同创建的。
如果说吕惠卿是王安石智囊，那曾布就是王安石的战将。
吕惠卿要想搞倒曾布，可不是那么容易！
熙宁七年，天下大旱，神宗皇帝下诏求直言，言过不咎。
此时，新法已经执行近六年，各种矛盾层出不穷，其中“市易法”判官吕嘉问为获政绩，擅加重税盘剥百姓。曾布为此事上章力争，要求皇帝依法惩治滥用新法的行为。
其实，曾布这么做并没有否定新法。后来曾布在哲宗朝担任宰相的所作所为也能看出来，他始终是坚持新法的。相反，曾布之所以要求严惩吕嘉问，恰恰是为了使新法得以更长久实施和执行。
但，神宗皇帝此时正在兴头上，以为自己的新政真的使国富兵强了，猛地被曾布浇了一盆凉水，心里很不爽，于是就将曾布提出的问题交到下边讨论。
结果，舆论哗然。
保守派们可抓住了把柄，不停给皇帝上章，您看看，不是以前俺们说新法有问题了吧，连王安石自己的得力干将都说不行了！
于是，吕惠卿故技重施，污指曾布是叛徒，否定新法，日夜向王安石进谗。
最终，“安石怒”，“布遂去位”——曾布也被赶走了！
6
曾布被贬后不久，保守派的反扑更盛。
太皇太后曹太后、皇太后高太后强烈反对新法，联合旧贵勋亲、王公贵胄极言新法误国，要求神宗请罢新法。
司马光、苏轼、韩维、范纯仁，还有前期被退群的苏辙等人也没闲着，只要有机会发表意见，就对新法百般刁难。他们人多，又善于写作文，很快就把那句“去安石，享太平”搞得深入人心了。
那时候，就连南边的那个小国安南造反也打出了“青苗误宋，解黎庶倒悬”的口号。
这就让神宗赵顼有点为难了，要想新法继续推行，必须撤掉王安石，以缓和与保守派的矛盾；可是换掉王安石谁能有本事接替他呢？
商量来商量去，还是王安石自己想了个招儿，贬王安石于江宁，提拔好友韩绛、学生吕惠卿为宰相。
吕惠卿就这样踩着“变法”的梯子，仅用了六年时间，从一个基层小吏一跃成为大宋帝国的宰相了。
吕惠卿上台以后，为了自己的位置坐得更稳，第一件事就是命人诋毁当年的战友、竞争对手曾布，把曾布发配到更远的地方去了。
其实，此时吕惠卿最忌惮的还是王安石——万一哪天王安石复相，自己数年的心血不就白费了？
于是，吕惠卿首先利用审判保守派干将郑侠案，将郑侠的好友、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贬官，放归田里。
接下来，他又对王安石的好友李士宁开刀，说王安石与李士宁早年对神庙不满，要置王安石于死地！最令人发指的是，吕惠卿竟然公开晒出了自己与老师王安石之间的私人信函，用以佐证，一时舆论哗然。如果没有意外，吕惠卿这波操作下来，王安石不死也得被流放……
好在吕惠卿的这些手段，都被另一名宰相韩绛看在眼里。
但是，“绛不能制”，韩绛的手段和套路根本就治不住吕惠卿。于是，他一面拖住吕惠卿，一面暗中乞求神宗皇帝召王安石回朝，同时派人南下江宁将吕惠卿的操作通知他。
接到皇帝诏书之后，急不可耐的王安石马不停蹄，连夜急行，七日就从江宁回到了开封，赶在吕惠卿下手之前重新执掌政院。
不久，吕惠卿即被出知陈州。
后来，无论好友章惇为相，还是战友曾布为相，“咸畏恶其人”——人品太差，“不敢引入朝”。终其一生，吕惠卿都再未能回京任职，死后列入《宋史奸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