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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六章 以佛教对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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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辩出生于汉灵帝熹平五年,父亲是汉灵帝刘宏,母亲是来自南阳郡宛县的宫女何氏,所以刘辩是庶出。

    皇子刘辩出生后,何氏母以子贵,被封为贵人,宋皇后被废两年后又晋升为皇后。

    在刘辩出生之前,灵帝的皇子们都已夭折,所以皇子辩出生后没有养在皇宫中,而养在道人史子眇的家里,不敢叫他的刘辩本名,称他为“史侯”。

    因为史道人有道术,何氏想凭借他的道术保护皇子辩。

    这些事情,熟悉历史的赵云知晓,戏志才并不清楚,贾诩也是经过一番调查才清楚。

    既然灵帝都没有给自己唯一的皇子封王,整一个子虚乌有的史侯,很可能对刘辩不上心。

    相反,王贵人出身高贵,尽管不是大世家,在冀州也算是一个豪门,进宫就是美人。

    她所生的儿子肯定就是嫡出,而不是刘辩一样的庶出。

    “主公,在高层,有一群人信奉浮屠!”贾诩眼睛眯缝着。

    “你的意思是让那些光头对付道家?”赵云哑然。

    在汉哀帝元寿元年时,有一位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从月氏王派遣来的使者伊存那里,听到了口授的佛经。

    “浮屠”即佛的另一译音。若从文字记载来看,佛教传入我国至迟在西汉末年,但之前很可能性已经传入。

    现在,一般以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为佛教传入我国的标志。

    当时汉明帝夜梦金人飞行于殿庭,第二天上朝便问群臣到底是何征兆。【愛↑去△小↓說△網w  qu 】太史傅毅回答说是西方的神-佛。

    皇帝听了,认为供佛吉祥,就派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

    公元67年,蔡愔等于大月氏国遇到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位法师,就请他们回国弘法。

    一行人就用白马驮着佛像、佛经,返回首都洛阳。汉明帝特意建立精舍安置两位法师,精舍即是白马寺。

    当时“寺”是官署名称,如大理寺、太常寺等。白马寺是指一处安排接待外国宗教人士的机构,后来寺就才慢慢成了僧人所居之处。

    迦叶摩腾、竺法兰到达洛阳后,就开始译经、度僧。

    由于迦叶摩腾与竺法兰是外国人,于汉语不甚精通,翻译时表达义理也就不太精准,而且数量极少。

    他们摘录几十段佛语,辑于一册,即是《四十二章经》。

    另外,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一开始就被皇家供养在庭院中,所以佛陀规定的僧团必须托钵乞食,住在阿兰若处等极重要的规矩,就没能在中国实行。

    又因为当时同时发心随两位法师出家的人太多,一时间没有那么多染衣,于是从一开始汉传佛教的僧众就没能统一着染衣。

    以至发展一段时间后,就都穿了长袍。

    所以,我们汉传佛教最初的缘起就有其先天性不足:因皇家求世间福报而进入,最能表法的托钵、披衣制一开始就没确立。经典极少,翻译亦存在缺陷。

    从明帝起直至汉末,佛教基本只在上层社会小规模内传播,而且绝大多数人把它当成了求福之法,而未了解到它是能令人了生脱死的实修之宝。

    这种情况在外国僧人不断进入,大量佛经被不断翻译出来后,才渐渐有点儿改变。同时,佛教也从皇家上层渐渐渗透至民间,建寺供养者也多起来。

    至东汉末桓、灵二帝的时代,西域僧人相继来到中国,如安世高、安玄从安息国来,支娄迦谶、支曜从月氏国来,竺佛朔从天竺国来,康孟详从康居来。

    由此译经事业渐盛,佛教的普及范围也渐广。

    东汉末期的佛典翻译事业,主要开始于安世高。

    安世高本名“清”,是安息国的太子,博学多识,信仰佛教。

    当轮到他即位的时候,他却让位给叔父出家修道去了。

    此人精研阿毗昙,兼习禅定,游化西域各地,闻名一方。

    东汉末大约七十年间,各译师翻译的经典涉及大小乘,包括止观、阿毗昙、佛传、般若几方面。

    在初期的佛典翻译当中,一般常用“文”、“质”两个字作译文的评语。

    “文”是指翻译时以文辞优美、适合本土习惯为主,“质”是指以传达原意精准为主。安世高、支谶等译师,大多采用质朴的直译,文采比后代优秀论师差些。

    教自传入中国,王公贵人中,楚王刘英为历史记载中最先祀佛的人,他曾为佛斋戒祭祀,并曾奉缣帛替人赎罪。

    但他对佛之认识仍十分粗浅,既信佛,却又诵黄老之微言,且曾把佛与孔子、老子一齐祭祀,他又与方士交往。

    可见此时汉人之对佛,是把佛教视为一祭祀方术,以为其学说只是鬼神报应之说。

    当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传入,首先要在当地人的思想信抑上找到共通点。

    而现在中国流行阴阳五行,神仙方士之说,故当时国僧侣到中国时,奇装异服,对佛像烧香礼拜,诵念人们所不懂之经,在当时人民的心目中,自然被视作方士之类。

    而他们舍世的生活方式,也与道家的隐修和回归自然的思想相似,故当时之佛教是被当作与黄老及神仙道术等相类似的东西,而被汉人民所接受。

    永平十年时,明帝曾遗使到天竺求法,并得摄摩腾、竺法兰把佛经及释迦立像带到洛阳。明帝令画工仿画佛像并置清凉台收藏,又把佛经藏于兰台石室,又建白马寺于洛阳,正式展开佛教在中国的弘法事业。

    桓帝时,大力弘扬佛法,虽在宫中黄老浮屠并立祠,及士大夫间也佛老混言,但在他们的重视下,佛教得以在中国迅速传播。

    灵帝时,牟子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著有《牟子理惑论》,以解时人对佛教之疑惑与攻击,谓“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甚至明言儒亦不如佛也。

    自此,佛教遂成一帜,渐与道儒分途。

    自明帝建成白马寺后,灵帝亦大造浮屠之祠,以铜造像,黄金涂身,衣以锦采,所建佛阁可容三千余人,附近各地人在此听佛和读经。

    每年四月八日浴佛节设酒饭,布施于路,延绵数十里。

    许多佛僧于传教初期为求在中国新地上生存与发展,尽可能迁就当地固有的文化,采取依附道教,尊重儒学的态度,在记述佛教传播的史书中,佛道往被相提并论。

    自明帝至桓帝时的百年间,始终以黄老浮屠归为同一道,更甚者,或以道教教主老子为佛陀。

    另一方面,儒学在汉代己渐居社会思想的主导地位,佛教对之也取尊崇之态度。

    如牟子极力以佛教教义迎合儒家,认为佛教义理与儒家伦理纲常思想是一致的,自己虽信佛但对儒家的仁孝思想并行,康僧会甚至把仁说为佛教的最高原则。

    东汉时,诸儒往往把佛贬为“夷狄之术”,认为其出剃发弃妻等行为不合孝子之道。

    而道教也对佛教进行攻击,除造老子化胡说以证明其资格早于佛教,又指佛僧弃亲、抛妻、食不清、行乞丐为“四毁之行”。

    到了东汉末,佛教已趋向独立,而对道的排斥也进行抗争。

    本来对贾诩就很忌惮的戏志才,听到他对佛教入木三分的分析,不由头皮发麻。

    赵云也在一旁沉吟,半晌没有说话。(未完待续。)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